《有生》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丨圆融新旧，重塑乡土小说的面貌

发布日期：2024-09-19 21:17

来源类型：新华网 | 作者：石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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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钟山》编辑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有生》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最早在《钟山》2020年长篇小说专号A卷发表，之后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自问世以来，以其鲜明独特的题材领域，气魄恢弘的结构格局，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和沉郁深广的生命意识引发了文坛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为深入探讨《有生》的思想艺术特色，在文学史、思想史的视野下挖掘《有生》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现代性价值，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而有深度的讨论。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主持。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由张光芒主持

乡土小说的别样面貌

《有生》写了百年的乡村变迁，写了乡村现实的人生百态，但这部小说分明与人们所熟悉的乡土小说有着不一样的面貌。研讨会现场，专家学者们就此问题各抒己见，分享了他们关于乡土文学的独到理解。

“《有生》里同时包含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丁帆说。一方面，《有生》通过第一章与最后一章的呼应形成了叙事上的循环，展现在百年循环中，大一统的乡土精神依然存在，乡土社会的秩序已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部小说里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也表明，《白鹿原》《乡土中国》里持续千年、乡贤自治的乡土政治伦理已经开始崩溃。

△丁帆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发有认为，《有生》在某种程度上写的是对生命、对乡土的一种“复魅之路”。作品呈现了在乡土世界中生命神秘的一面，从而凸显了生命的神圣性，“生活在乡村的人太清楚生命的不易，新生命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特别脆弱，但新生命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安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年有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将生命看成物，看成欲望，技术和资本也不断在扭曲生命的存在状态。《有生》对生命的神秘性、神圣性的书写，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就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黄发有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指出：“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几乎看不到对乡村的书写，胡学文等人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有乡村经验的作家。从这个层面讲，《有生》的写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关于乡村叙事传统的总结。”书中将活色生香的乡村世界、繁茂的乡村细节和难以为继的乡村前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活与死的辩证。但是，丛治辰并不认为这就是乡土文学的终结，《有生》中不只有厚重的百年中国乡土感，也有一半以上讲述乡村的新变化，“胡学文努力用祖奶这样一个人物，统摄性地将新和旧圆融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有生》不仅是一部终结之作，也是一部过渡之作。”

△丛治辰

“《有生》的书名就表明，它并不是一部乡村挽歌。”《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从书名切入展开探讨。“有生”这个词出自《天演论》，《天演论》是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开端，全句是“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讲的其实是进化论的问题。“这个书名就标明了这是一部充满现代意识的小说，而不是一个怀旧的作品。我们回望历史时，不是带着‘空我’，而是带着我们对现代、当代历史的理解，而这些历史已经切实地渗入到了我们身上。因此，这部小说写的不是一条干涸的历史河流，而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河流。”

△黄德海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贺仲明从乡土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这几年，对乡土文学的负面评价有一定改变，很多作家又开始有意识地呈现地方文化，关注地方性。而《有生》对乡村生命文化的揭示还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很生动的。这部长达60万字的长篇小说，对乡村世界的表述非常丰富，也非常全面，像一幅全景图，揭示了乡村生活的复杂，但阅读起来并不觉得晦涩。”

△贺仲明

沉郁深广的生命意识

《有生》中的祖奶形象，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象征性存在，她把接生当作天职，一生共接生了一万多个人。接引生命是祖奶的天职，又是她的生命源泉。祖奶虽历经劫难，见惯生生死死，尝遍人生沧桑，但仍屹立不倒，数次站在死亡边缘，她都被接生的强烈愿望给拉回现实。借助祖奶这个人物，胡学文表达了对生命深沉的关怀。

“《有生》很好地处理了生命、苦难与尊严之间的关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说，“祖奶的生命和所有被她接生到这个人间、所有被她帮助过的人都是相互依傍的。生命意味着苦难，苦难不可避免、无法终结，过去一些俄罗斯式、基督教式的文学往往走向赞美苦难，但是胡学文既没有赞美苦难，也没有诅咒苦难，他也没有走向否定生命。此外，祖奶整个一生诠释了生命的尊严，她一辈子经历过无数的苦难，但是没有走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态度，没有说只要无条件地活着就是好的。整个作品洋溢着一种俯瞰人间各种是非善恶的大慈悲的精神境界。”

△王彬彬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向黎对《有生》直面死亡的气度表示赞赏：“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是比较少正面描写死亡的，但是胡学文正面强攻，他写的死亡非常震撼，有的地方甚至会让我有一种要打寒颤的感觉，但他又不是沉溺于一种残酷美学，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死亡，让人看出历史上各个时期老百姓生存的艰难，以及人生的痛苦，命运的无情。在坚硬冰凉的死亡的另一极，是生的欲望，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胡学文写得热烈、有韧性、不可磨灭，完全与死亡的残酷和绝望互相匹敌。”潘向黎以书中祖奶为了需要接生的婴儿放弃自杀的情节为例，“我觉得这一幕就像一个小小的秤砣，压住了全卷所有死亡和绝望的重量。”

△潘向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认为，《有生》是从个人史的维度来状写、深描历史现实，写出了人身上强大的生命力和隐忍。“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声音，充分、细腻、精微地呈现社会生活和大历史的种种细部，是由外向内的小说，直接进入祖奶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瞬间，从叙事学层面看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文本，也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口述史。从个人的视角来牵扯出现当代大历史的进程，从个人记忆抵达集体记忆，建立起一种既有个人性又有公众性的档案。”

△张学昕

匠心独运的“伞状”结构

《有生》使用了“伞状”叙事结构，以祖奶为伞柄支撑起整个叙述世界，而其他人物如花、喜鹊、罗包等如伞骨、伞布，以祖奶为辐射中心，将各自的支线铺展开来。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有生》艺术表现，尤其是独具个性的结构和文体给予了高度评价。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指出，这么多年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在总体上结构意识不是很强，“写到哪算哪”的情况比较普遍。《有生》的“伞状”结构虽不能说是一种创新，但是有这样的结构意识、想法和耐心，本身就是胡学文在创作构思上已经达到很高成熟度的体现，也是他对长篇小说体认的一种实践。

△张柠

针对《有生》的长篇叙事文体和行文结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全息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东方的写法，它不是《荷马史诗》，也不是司马迁。我们在评价长篇小说时，喜欢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样的表述其实是历史巨兽吞噬了人物命运，因此很多所谓的长篇史诗是‘有史无诗’，而胡学文这部小说诗的气息太浓了。全息性指的是每个地方都包含着所有的信息，植物人祖奶躺在那里‘听’和‘思’，她听到外面的信息，并思考和回忆过去，与此同时罗包、乔石头等人在‘看’和‘做’，推进现实生活。听和思的主要内容是1900年以来的历史内涵，看和做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出现的事情，二者以蚂蚁为桥梁，将历史与现实完全勾连在了一起。”

△何平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胡学文作为北人南来，会对江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空间分布的格局带来影响。胡学文长篇小说的文体，某种程度上讲，是重振北方的“巨大型”长篇小说的传统。而《有生》的“伞状”结构，其实又是对北方的“巨大型”长篇小说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这样的小说结构使整部小说显得轻盈灵动，腾挪自如。虽然作品的大方向还是北方宏阔巨大的风格，但是胡学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内在的叙述细节，而这是江浙长篇小说的特点，这部小说可以说兼具南北方长篇小说的优势。

△刘大先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从《有生》的整体结构入手展开分析：“尽管这部小说是以祖奶作为线索人物，但是各个章节都是可以独立的，乔石头和喜鹊一家，罗包和麦香，每个人的生活、生计和他们的情感都构成了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宋庄的众生相很像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或者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每个人都自成一体，但是胡学文用一个结构把他们笼罩起来了。有评论讲这是‘伞状结构’或‘网状结构’，我认为它是混沌型的生活结构。如果用史诗品格来说的话，这部作品突破了家族史的叙事，开辟了创造性的格局，接近于从类和群的角度而言的人的史诗，而不是政治史诗、社会史诗或者说文化史诗。”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姜斯佳

（图片由会议主办方提供）